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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眠真君子,碧血濯西台——记桐城布衣孙学颜

发布时间:2018-08-27 浏览次数:

  

桐城自古以来,文风昌盛而外,奇绝之士代有所出,如明代左光斗,如清代方苞、戴名世,虽身陷囹圄,不改其气节,为后代所仰。而执着于理学探索,虽死而不渝者,尚有康熙、雍正间布衣孙学颜,其光彩与戴名世可相抗衡。

孙学颜,字用克,一字尔尧,号周冕,又号舫山,桐城北乡大关人。据孙氏族谱,其先祖孙以忠,明初迁桐为始祖。先生当生于康熙十六年(1677,丁巳),少年时即专好理学。曾筑华农精舍于麻山,读书、讲学其中,同学相与称其为“华农子,又称麻山先生。”学颜与友人方泽以方同乡方闲阿为师。里中胡莫斋建尊文书舍,请学颜于家中设馆,教其子胡田。“闲阿时过从,相与砥砺,率乡人行吕氏乡约,期以讲明圣贤之道为己任。其后,先生与方苎川(泽)、胡雍则(胡田)、吴易光、易正诸先生作同人堂,配祀闲阿于朱子焉。”方闲阿先生过世后,学颜与胡莫斋继续在乡里结社讲学。学颜早年与莫斋先生读蓝田吕氏乡约,深感“是书之可以为法于后世也”,于是召集同人刻印讲习,以正乡里风俗。学颜一生,不应科举,中年后往来于金陵、湖湘之间,广泛结交同志。湖南的车鼎丰、车鼎贲,浙江的严鸿逵、沈在宽,皆得以友善。严鸿逵是清初浙江名儒吕留良的门生,沈在宽师从严氏,学颜得闻吕留良思想学问,服膺称善,以为儒学之正宗。湖南车氏兄弟也是吕留良的私淑弟子,曾刻印吕氏讲义,广泛传播,其同好者遍布东南各省。学颜从车氏兄弟编定吕留良著作得到鼓舞启发,决定继续编订阐发吕氏古文,借此来宣传他的理学探索。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学颜在金陵刻印《晚村古文》二卷,自为编次并作序、评。

“宋五子后,以儒者之言发挥圣贤经训,俾斯文丕变、彝伦不至于终释者,功莫盛于东海晚村先生。而先生之言见于评骘时文中者,其高弟子陈大始既为编辑讲义一书,而楚邵车遇上氏又为增删校订,题以吕子评语。度今海内有志之士欲由先生之言以窥圣学之阃奥者,已莫不家传而户颂之矣。……余不敏,自少有志先生之学,即以不获尽读先生著述为恨。庚寅冬,客金陵,因与二三同志讲先生所刊布诸宋儒书,遂相约悉心访求先生遗文,以酬夙志,以示来学。……”(《晚村古文》序)

所谓宋五子,指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、朱熹,后代学者合称“宋儒”之代表,或所谓“关、濂、洛、闽”之盟主。先生极力推崇吕留良的经义学问,把吕氏列为宋五子后的绝对继承人。

“士不立志,不知所以为学,未有不溺于功利词章、流于阳儒阴释,而终于荡灭先王之礼教者。”(《答张菊人书》后评)

    先生对理学的阐发,首先在“立志”,其次是反对“阳儒阴释”之徒,借孔孟之说来“惑世诬民”。翻阅先生的《麻山遗集》,表现的思想更为彻底:

    “今之但知执笔学为时文以苟一时之名为荣身肥家、亲戚交游光宠计者,人欲之甚者也。立志不,期以讲学明理、躬行实践,求造乎圣贤之阃奥者,天理之至者也。天理人欲相反之几,正犹冰炭、薰莸之不可以同器而藏。安有事出于为人欲之甚而可以言无害于天理之至者哉!盖自世衰教息,世之为士者,非陷于佛老空虚之邪见,则必溺于词章训诂之俗学,其所从旧矣。然是二者,一经先儒大声疾呼之后,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,亦能略见其非矣。惟所谓科举之学,以穷经读史为利禄之媒,士无贤愚,争相慕效,不啻群蚁之附腥膻、聚蛾之投爝火,其所以破坏人心、殄灭天理者,固已划地殆尽矣。”(《答顾洛生书》)

先生义正词严,反对靠“功名利禄”来满足个人私欲。故先生一生,不事科举,也不求仕进。对于科举的存在,先生在无奈之余,提出了自己变通的看法:

“但以时文请业,不无少乖设教之义。然此亦时会所遭,有无可奈何者。吾辈转移之道,惟须于此中择其器量深宏、识趣高远者,渐加讲贯、提掇,使之稍识途径,知此道人人可求而得,或亦可以为昌明之助。”(《答胡莫斋先生书》)

这或是先生后来编订吕氏古文的初衷,希望求学者将孔孟程朱之学作为“立身”和“求道”之源,远离利禄功名的追逐。先生年轻时曾读书龙眠山下,自号其斋曰:“采苦”。“余尝读书龙眠之严溪,日取溪旁苦菜充餐,因以采苦名斋。”(《麻山遗集卷二·宁饿斋记》)先生借此强调为学,要在“不失其本心”。“志士不忘在沟壑居,今世不能咬菜根,未有不失其本心者。”(《晚村古文·答陆冰修书》后评)先生又曾说:

“学道而遇饥寒,正可以藉是以验吾学之所得力,必于此而不以乱吾心、屈吾志、堕吾功,然后始有以为上达之基。”(《与李陶文书》)

“君子之持身也,其穷与达,为斯道盛衰所关。使时当艰难,而一二忧心世道之士,复与孳孳世味者同酣豢于丰饶逸乐而无以佑启其衷,恐未必有当于天心而无愧于圣贤也。”(《与陈敬持书》)

先生所鄙者,是自称“忧心世道”,却不能忍饥耐寒,倾力于修身为学的人。友人陈敬持家因遭遇旱灾而田苗干枯、衣食化为乌有,然而敬持“独能固守所学”,不为奇言怪语所扰乱,深为先生所赞赏。先生自己也力行不缀,并表示“今日吾党于此惟甘心枵腹穷簷,力行其所未至,以求无负于造物玉成之意可耳,生计之不足又何足为贤者虑哉!”

先生毕生探求儒学之真,奉吕氏古文为圭皋,其大要已如上述,然而先生心中亦有“门派”,“汉儒”之学弃之自不待论,于王阳明的“心学”,先生亦多次著文驳之。在和严鸿逵(号寒村)的书信答问中,先生论道:

“究其受病之本,总由不见实理之源头。因不见源头,故不知有在物之理。不知物我一理,才明彼即晓此,为合内外之道,故以程朱格物之说为义外。至其所自为格物之说,则格其不正以归于正,乃其本训。”(《与严寒村先生书》)

先生先生考察王阳明创说之源,“得自二氏(儒、释)”,为“儒释合一之旨”,其追随者多成为“阳儒阴释”之徒,与程朱之学,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。先生故“于姚江之学,断断不稍假借”。

先生一生,严正律己,为人处事,从不苟且,处馆授业,“只为饥驱糊口”,也从未有“反清”思想流露,然而晚年竟以文字之祸而被害,血溅西台。据现有资料,至雍正六年夏秋,先生在淮安坐馆数年,因患病,回到桐城家中休养。当年九月底,湖南曾静、张熙投书案发,先生不幸被卷入其中。

雍正六年九月底,吕留良的私淑弟子、湖南人曾静派遣其门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,劝岳举兵反清。岳钟琪大惊,立即将张熙拘捕审问,在酷刑和攻心之下,张熙交代了所谓的“同谋”(见岳钟琪十月二日给雍正的第三封密折),其中有江南车鼎丰、车鼎贲及“孙克用”等人。岳给皇帝上密折,在“孙克用”名字下用小字注:“系江南淮安府人,据称曾在车鼎丰家相会。”十月二十二日,雍正皇帝给江南总督范时绎下达密旨,搜捕和讯问在其辖内的车鼎丰、车鼎贲、孙克用。十一月二日前后,车鼎丰、车鼎贲已经拿到。据车鼎丰的供词说,他家从前请过一位先生,“姓孙,号用克,名字学颜,系桐城县人。”其人早已辞去,听说近来在淮安授馆。上年八月,曾来给母亲祝寿。今秋由淮安回桐城,路过江宁时还来拜访过一次,此外再没有听说过其他淮安孙姓之人。又据车鼎贲的供词说,家中亲友和请过的教师里面,没有叫孙克用的,只有一个孙用克,名字是孙学颜,桐城人。早年因在方苞家里见过,认为有学问,才请来当教师的。但因其人性格怪癖,不好相处,早已辞去,现在在淮安任家授馆。今年七月内因患痢疾,回家养病,经过江宁时来拜访过。范时绎认为车氏兄弟所供称的教师孙用克,与名单中的“孙克用”名字相似,又都是在淮安坐馆,“揆系要犯,难容漏网”,于是又派出两路人马,一路去淮安任家查问行踪,一路直奔桐城缉拿。十一月八日,先生由桐城押来江宁受审(先生被捕时间没有记载,先生自记在“冬十月”)。当先生正患痢疾,身体虚弱。范时绎和江苏按察使董永芠验先生确实患病在身,但审问依旧进行。首先是问先生和投书者张熙及严赓臣(即严鸿逵)、沈在宽等人的关系,先生回答自己和张熙从来就没有交往,不知他从哪里得知我名字,或许是在车家听说过也未可知。和严赓臣、沈在宽是旧日就认识的,其余的人根本不认识。又问可知道有一个叫孙克用的,先生回答“未曾听见此人名号。”又问,在孙家搜出的地舆图集和许多天文书籍,作何解释?先生回答,那些书和图都是市面上公开出售的,没有什么隐匿的用途。审查官问,据张熙供称,严赓臣精通兵法,尤善火攻、火器,你们在一起时是否研讨过此类学问?先生回答,严赓臣是早年在车家的相识,后来交往并不多,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专长,也没有什么学问上的研讨。沈在宽,因为同在车家当教师,相交要多一些。审查官拿出在车家搜出的一首“反诗”,叫先生认看。先生认出那是沈在宽的笔迹,但究系何人所作,却无法断定。考虑到孙学颜系重病在身,不能承受酷刑,只能“刑示嚇讯”,在没有新的口供之前,范时绎暂时将先生羁押收监。十一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,范时绎汇报说,“唯孙克用一犯,虽讯据已获之孙用克,即与姓名字样上下相同、事迹相类(者),是否竟系此人,未敢遽信,臣仍密督地方官上紧缉拿,并专差干员暗加察访,如果真有其人,获到之日,臣谨具奏……”,雍正的批示说,已派钦差去湖南,“凡有干系两江人犯咨文一到,可作速缜密料理,莫令兔脱生事。”因此先生在江宁狱中度过了近两个月,直到次年正月末,才移送湖南长沙集中会审。

湖南方面,雍正在十月十一日已派出钦差觉罗海兰到长沙,协助巡抚王国栋审案。十一月三日,又派出刑部右侍郎兼吏部尚书杭奕禄来长沙,与海兰、王国栋一起会审,可见对此案的重视程度。湖南的搜捕工作在十一月底已全部结束,“逆首”曾静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永兴县蒲潭村的家中被捕,随即押往长沙讯问。

根据曾静供称,他是永兴县的一名被革除功名的生员,喜好研究程朱理学,崇拜吕留良的学问。去年徒弟张熙到浙江去访求吕氏著作,得知“湖州严赓臣、沈在宽们,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,必定有学问的了”,“就同张熙讲究这事,若做得成(指上书策反岳钟琪),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,都可荐得的。其实不曾会过面,并无同谋的事,也没有什么党羽。”又细检各犯人家中搜到书籍字札,于张新华(张熙的父亲)家搜出“逆书”二册,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,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。查书内所开严赓臣、沈在宽、车遇上,都是奉旨查拿要犯,又有施虹玉、毛仪、孙学颜名字。曾静说:“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,年九十六岁,其人已故。孙学颜系山西人,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,没有会过面,不晓得他年貌住处。”王国栋、海兰奏称“臣等于搜到书籍内,检出《吕晚村古文》二本,系桐城孙学颜编次、作序。篇首又有‘桐城孙用克编次’一条,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。再臣海兰,前赍到供犯单内,开有孙克用一人,系江南淮安府人,与集内桐城孙用克,姓名略同,合并陈明,伏乞睿鉴。”(见雍正六年十二月湖南巡抚王国栋、副都统海兰等奏折)

据杭奕禄奏报,“臣等细行查访,此外实无同伙党羽。其逆书所载谯中翼、严赓臣、沈在宽、车鼎丰、车鼎贲、孙克用,并书内查出毛仪、施虹玉等,据该犯(曾静)坚称,皆系背地推崇,并无谋面之人等语。臣等查阅《知新录》、《知几录》(即所谓“逆书”)内所载各条,原无与众商谋字样,似非全出狡饰。”

雍正七年正月初,皇帝批准江南总督范时绎的奏报,将车鼎丰、车鼎贲、孙用克移送长沙,交由杭奕禄等人会审。杭奕禄在雍正七年正月末的奏报中说:“至供犯车鼎丰等,正月十二日据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称,江南督臣范时绎已经遣员解来,正月二十外可到。”“本月二十九日又准江南督臣范时绎,将逆贼供犯车鼎丰、车鼎赍、孙克用,委员押解到长沙府,并声明孙克用现在患病等因。均经分别严加收禁。”据此可知七年正月底,孙学颜等人已经到达长沙。先生仍在病中,尚未痊愈。先生在其《麻山诗集》第三卷《破戒吟》前有小序:“戊申冬十月遭难后,恐祸由笔墨,戒不为诗者七十余日。己酉正月,由金陵赴讯长沙。病苦之余,坐骡轿中,闷甚。间遇风景佳处,则出数语以自遣。”说的正是当时情形。

长沙会审开始后,提讯了曾静和从西安解到的张熙等人,张熙供称“赴陕投递逆书,系曾静主使”“小的先于雍正五年,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,会见吕无尽,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,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,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,在江南车鼎丰、车鼎贲家教书,遂写书交与小的,于八月间到车家,住两三日,临行车家送银一两。至孙克用,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,其实并未会面。在陕西时,亦无见过。”

又提审孙克用,据供“实名孙用克,并不曾与张熙会面”。

会审结束后,一干“人犯”遵旨解往北京。由湖南巡抚王国栋捐出路费,委派干员,海兰、杭奕禄带领,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,自长沙府起程,历经一个多月的奔波,于夏初抵达京城,全部人犯交由刑部收监安置。据《麻山遗集》所记,先生此后与吴江周敬舆、周养元等人关押在一起。当时刑部审理的主要对象是曾静、张熙、严赓臣、沈在宽等人,先生不过随堂听问而已,因此先生得有余闲。先生有数篇文章涉及西台事,应该是在狱中写成的,如《送周养元序》、《杭氏谱序》、《送王敬朗序》等。在《杭氏谱序》中,先生不无感慨地说:“余自罹祸难,平生知旧肯顾恤通音问者,指不多曲”。在《送周养元序》中,先生多次提及同住的吴江周敬舆、周养元,先生与他们在狱中仍然孜孜不倦的讨论理学。“吴江饭蓴居士(周敬舆)与余同系西台五年矣。恐惧修身之余,居士辄出其远祖濂溪先生所著书,与余相讲习。于是俯仰身世,若不知岁月之流易与夫精神气血之日以衰靡也。”后来方宗诚评论道:“观先生居祸患中,身困而心亨,神闲而气定,是亦可见先生之所养矣。”(《编订麻山遗集叙》)又曾论道:“(先生)晚年以楚浙之狱累系西台八九年,犹以存心养性为功,无怨尤之意。”(《三隐君子传》)

雍正十年十二月,皇帝下达对此案的最后判决,严赓臣已死,戮尸枭示,沈在宽凌迟处死。“车鼎丰、车鼎贲,刊刻逆书,往来契厚;孙用克阴相援结,周敬舆甘心附逆,私藏禁书。”“车鼎丰、车鼎贲、孙用克、周敬舆,俱依拟应斩,著监候,秋后处决。”(据雍正十年十二月上谕)

 依最后的判决,孙学颜的罪名是因与严赓臣、沈在宽等吕氏门徒“阴相援结”,其中并未提及刊刻《晚村古文》,然而实罪在此。正如《皖志列传稿》的分析“吕留良独借评文讲义,倡言夷夏之大防,弟子严鸿逵、沈在宽更诵法推衍其师说,书播湖湘间,而得私淑者曾静。”“曾静疏帝九恶,已播于外,朝野戚戚,知满汉之见未泯,人心未尝一日忘故国。”“学颜乃以刊序留良书,与周敬舆、车鼎丰、车鼎贲、黄补庵等同弃世。”(曾静、张熙被雍正皇帝赦免,但乾隆登基后,仍被凌迟处死。)

先生之死,按律应在次年(雍正十一年)秋后,然遍查清代有关文档,雍正十年后,没有斩决该案犯人的记载,马其昶、方宗诚的传记文章也没有先生遇害的具体年份,仅据《皖志列传稿》所记,先生遇害在雍正十二年(甲寅)十一月。方泽(柱川)先生“为经济其丧以归”。(据《桐城耆旧传》等)。

先生去世以后,“家中藏书悉化为烟灰。故先生死后,亦无槠墨流传人间。历年愈多,而先生之名,虽同里好学之士,且有不审为何如人矣。”(萧穆《孙麻山先生遗集后序》)“没后,著述散佚不传,郡县志至无有先生姓名,又无论学术、行谊矣。惟同时诸家之书间有称述之者。”“咸丰中,桐城陷于贼,萧生敬孚于人家残轶中得先生遗文,以示余,中有西台文数篇,似先生在难时手稿。”(方宗诚《编订麻山遗集叙》)萧穆对于这次意外的收获,也有详细记述(见《孙麻山遗集后序》)先生亦有诗,早年与文集同散失,据方宗诚所述:“先生于余伯曾祖待庐先生洎余曾王父振川府君俱有师友姻戚之谊,故余从兄植之先生家藏有先生遗诗一卷,兀奡奇崛,不类世俗人语言,读之知为介特士也。”

据民国版的《麻山遗诗》,先生诗作中确有或明或暗的刺清字句,如《黄河清》:“白日冷如冰,妖星大如斗。借问北来人,黄河果清否。河清君莫疑,其名曰福水。办矢射天狼,明年戊申矣。”《华农耕舍》:“曝日南檐背也温,妖枪未扫献何人。”《放歌》:“日看皋羽西台记,莫读犁眉覆瓿诗。”《迢迢谷》:“北风当面吹,讲席必南向。”《看梅》:“幸有南枝慰岑寂,况无羌笛损精神。”《感兴》:“无端袖手钟山下,未免哀号负杜鹃。”《赠野鹿翁》:“商飚扰钟阜,王气失所归。”等,如何解释,当有教于专家学者,其先生身份及形藏颇有不合之处。

先生当清代中期,为隐士,为宿儒,律身自好,不意遭文字之祸,马其昶说:“明东林君子以讲学构祸,无足怪矣;悲夫,先生乃生于昌明之时,而独不幸也。”方宗诚亦有评论:“华农以牵连得祸,于是学士辍讲者百有余年。一二笃行之儒,亦止修身而不敢明于口也。学术晦而士习靡,心性昧而浮文炽,乱之所生,厥由于此。”